为了招商引资，河南沁阳可谓“高招”迭出，他们给外来投资者抛出了诱人的条件：“依法注册、且固定资产投资在5000万元以上的法定代表人（委托人），或年纳税500万元以上企业的法定代表人”，即可享受“超国民待遇”，其中包括娱乐场所消费不接受公安机关检查、车辆违法不罚款不扣证（重大交通事故除外）、子女入学自由择校、医院看病半价支付、风景区免收门票、配偶免费参观市政府组织的大型文体活动等。

　　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“媚商”行为。近几年来，各地在“筑巢引凤”的口号下，招商引资呈现恶意竞争态势，在地价、厂房租售价格、税收等方面，一些地方都突破了国家相关政策的底线。现在，当这些“优惠”显得“捉襟见肘”时，个别地方就开始让与特权。这些“特权”，显然是对社会正义和法律权威的践踏。也正是因为地方政府之间的竞相“媚商”，使得一些外资企业为追逐“政策租”、“特权租”而奔走于全国各地，并最终使各方利益以至国家公信“一损俱损”。

　　记得不久前的一次《劳动合同法》草案征求意见的座谈会上，有外资企业代表就这样说，“如果实施这样的法律，我们将撤资。”外资企业的这种嚣张行径，何尝不是被地方政府惯出来的。地方政府的种种“媚商”之举，让许多企业躺在优惠政策中“乐不思蜀”。由于优惠政策是个软约束，一旦碰上问题，许多企业首先想到的是要获得更优惠的政策，而不是改善企业的自身问题。

　　政府以“超国民待遇”来“媚商”，与其说是不正确的政绩观在作祟，不如说是拜长期以来“行政推动”招商引资所赐。以行政手段来获得外来投资，给予企业额外的“投资特权”，这虽然在短期内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，但也可能扭曲了市场规则和价格信号。政府政策支持应该是“有限”的，没有原则的“媚商”，不仅成本无限，后患更是无穷。

　　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曾指出，政府的进入仅限于私人不愿进入、无力进入和私人进入会造成不良后果时，不仅如此，政府的进入和活动应以法律为依据，以收益补偿成本为限，而不应以盈利为目的。“有限性”是行政权力存在的合法基础，也是政府有效发挥作用的前提。只有“政府在不直接干预经济的前提下以经济交易中第三方的角色”出现时，才会有一个“好的现代市场经济”。政府在招商引资过程中，它最大的作用应该是改善投资环境，政府决不能利用“看得见的手”向投资者没有原则地“献媚”。